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（公元1900年6月21日），清朝发布了一道上谕，先是控诉了一番列强洋人几十年来凶横无理，欺人太甚，又郑重地宣布：“朕今涕泣以告先庙，慷慨以誓师徒，与其苟且图存，贻羞万古，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。……彼仗诈谋，我恃天理，彼凭悍力，我恃人心，无论我国忠信甲胄，礼义干橹，人人敢死，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，人民多至四百余兆，何难翦彼凶焰，张我国威。……”
这就是有名的《宣战上谕》，虽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，但大家都知道，此时朝廷的真正掌权者实乃慈禧太后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嚷嚷着要“尽我国之地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的慈禧，居然对八国联军下了宣战书。
然而这道宣战书是一道对内文件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明确宣布向何国开战，交战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收到宣战书，甚至连盛京将军（即东北三省的长官）过了几天还一脸懵逼地问朝廷：“究系何国失和？”
美国人马士在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地狱里有恶鬼，但是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。”慈禧为何如此震怒？庚子年的战端不仅在酝酿宣战阶段充满戏剧性，连战争本身也很奇怪，令人欲探究竟。
26岁登上权力巅峰
慈禧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后来人更多地从她从戊戌政变开始的一系列行为出发，认为她出卖中国利益、满足一己私欲，但是要知道，没有慈禧，就没有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汉族官僚的崛起，更不会有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，我们在感叹洋务运动中诸省督抚的雄才大略时，也应该知道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咸丰皇帝去世那年的“祺祥政变”。
正是在这场政变中，慈禧联合恭亲王奕?，在京城先下手为强，果断处理掉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协办大学生肃顺等“顾命八大臣”，夺取权力，并将新皇帝年号“祺祥”改为“同治”。此后，清朝推行向西方学习的政策，重用曾、李、林、左等汉族大臣，开创了新局面。这一年，慈禧年仅26岁，但决断力已非常人能比。
慈禧太后。
限于宫中环境，慈禧虽能读书识字，但文化水平自然不会很高，但是她能重视以儒学为立身之本的汉族官僚，本身已极具远见。同时，她酷爱京剧举国皆知，短浅的学识使她对京剧中的快意恩仇、斩妖除魔深信不疑，以及道教、佛教中一些奇门遁甲、奇诡法术。这就为她后来对义和团“神拳”的信任埋下铺垫。
经过戊戌政变，清理了朝野内外的变法派，慈禧再一次巩固了权力。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。帝国境内颇不和平，尤其是山东省新崛起的一个武术团体——自称所练为“义和神拳”，所以称为义和团。
义和团团民。
对于这种组织，朝廷向来处置有方。或痛剿，或招安，视具体情况而定。但这一次，义和团打出的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，令朝廷有些迟疑。这个组织起于山东，发展速度极为迅猛，利用所谓“神拳”吸引了大量民众，且其打击对象主要是基督教堂、教徒，并没有反清。
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，如山东巡抚李秉衡主张剿灭，而他的后任张汝梅、毓贤主张招安加以利用，1900年接替毓贤的袁世凯又是强硬的主剿派。但无论争论如何，义和团并没有引起朝廷更多的重视，它始终只是山东、直隶地方的局部事务。
如果没有己亥建储，没有建储后进一步公开化的帝后之争，义和团也许就此逐渐被剿灭、平息，在历史长河里连一丝涟漪都不起。
义和团的站队决定了生死
己亥建储是晚清政局的一大变数。
公元1900年1月，旧历尚未过年，仍属己亥年。慈禧接受荣禄的建议，在巩固自己地位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：以光绪帝名义颁诏，因无子嗣，故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储君。此举明确表示，光绪帝已再无亲政的可能。
慈禧最看重的列强对建储一事持不满态度。外国公使们虽不得不与慈禧打交道，但普遍对倾向革新的光绪帝好感更强，希望清朝能在年轻皇帝的领导下趋向西化。己亥建储之前，英国公使窦纳乐就曾经建议朝廷请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帝体检，提供一份健康证明以缓解列强对太后欲行废立的猜疑。
光绪皇帝。
慈禧对洋人的不满越来越深，但又苦于没有办法回击。这时候，义和团该发挥作用了。
义和团在山东、直隶等地袭击洋人、焚毁教堂、屠杀教民，列强对此极为不满，所以各国公使多次要求清朝严行查剿。但是，朝廷的态度颇为暧昧。
例如山东巡抚毓贤，对义和团的态度就倾向支持，甚至有“联拳灭洋”的想法，后来迫于列强压力，朝廷将毓贤免职而改任主剿的袁世凯，但随即又嘉奖了毓贤。朝廷和地方官员对义和团的温和态度引起了列强的不安。所以，各国决定自己增派军队进入天津、北京等地，保护侨民。
德国发表的清朝地方官员处死基督徒漫画书。
此举当然是违背国际法的，但弱国无外交，清朝对此也只能默认。实际上，说清朝一开始就决定扶持义和团也不符合事实。清朝的态度一直是剿抚结合，有聚众犯事者就杀一儆百，力图把民众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，因为以往的经验表明，剿之过急很可能反而把义和团的斗争矛头引向朝廷。
管束既然不严，义和团就更加风生水起，甚至浩浩荡荡地涌进北京城，要“扶清灭洋”去了。一路上，拳民们破坏铁路，砍断电报线，认为这些洋人的东西通通为不祥之物，结果使得东南各省与北京失去联系，刘坤一、张之洞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要给中央拍个电报，还得先发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快马加鞭送进京城。
天津义和团准备集结。
义和团进京，列强保护侨民的军队也在试图进京，时局越来越紧张。身为决策中枢的慈禧太后，心绪也很复杂。一方面，列强自然不能得罪，可是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更加不能动摇。而且义和团拳民有“神力”（是的，慈禧真的相信这个，后来战事最紧急的时候，慈禧还曾经下旨要五台山的高僧普济联合义和团，用法术抗击八国联军）。
更重要的是义和团在帝后之争中的站队。光绪帝的维新立场与排外的义和团格格不入，光绪帝本就力主剿灭，义和团也对皇帝不敬，认为他被洋人法术迷昏头脑，甚至称他为“二毛子”，而对相信法术的老佛爷更加拥戴。
所以，如果能好好利用义和团和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们，慈禧在帝后之争中就能加重筹码。但即使如此，时机未成熟，她也不敢明着表态。就在《宣战上谕》颁发的一个星期前，朝廷上谕还是这样一副口吻：“奸匪造作谣言，以仇教为名，扰及良善，于朝廷禁令视若弁髦，……此等匪徒，亟应严加剿办，不容再事姑息。”
相信义和团有神力，慈禧终于下了决心
由于列强不断增派军队，朝廷上谕便吩咐，京城兵已经足够保护使馆了，别让他们再来了，“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，仍欲来京，应即力为阻止。……如各国不肯践言，则衅自彼开，该督等须相机行事，朝廷不为遥制。万勿任令长驱直入，贻误大局，是为至要。”很明显，这时候，恐慌的朝廷已经准备采取强硬立场，甚至不惜打上一仗。
19世纪末的时局图。
这种强硬立场不是没有来源的。旧历五月二十日，也就是《宣战上谕》颁布的五天前，贝勒载濂上奏折，称他在剿灭拳匪的过程中发现“拳民能避火器，虽无确据，其勇猛之气，不顾生死，实为敌人所惮”，并且认为“就大势言之，拳民总宜善抚，不宜遽剿。洋人总宜力拒，不可姑容。剿拳民则失众心，拒洋人则坚众志”。这一下可说到慈禧心窝里了。
同一天，慈禧“叫大起儿”，也就是召集朝廷重臣，开了次御前会议。此后几天又叫了两次“大起儿”，一共三次御前会议，确定了宣战的方针。
这三次会议中，主张和列强一战的大臣们以端王载漪、协办大学士刚毅为首，和荣禄、袁昶、许景澄等主张剿匪的大臣吵成一片。但慈禧终于决定宣战，原因除了御前会议上部分大臣的支持，还有另外两件极为关键的事情。
第一是所谓的“归政照会”。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，慈禧拿出了一份列强的照会，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通过荣禄呈上的。这份列强的照会令慈禧的愤怒无以复加，据说比她得知康、梁要刺杀她的谋划时还要愤怒。
荣禄。
这份神奇的照会中最核心的一点，就是要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。慈禧对此当然完全无法忍受，所以作出了宣战决定。后来史学界对此有所争议，不过不管有没有照会，荣禄确实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前向慈禧呈上了某些分量极重的情报。
第二件大事则是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。裕禄在奏折上一方面上报了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，但为了掩饰自己援救不力的失职，又炮制出了一场虚构的胜利，说是“官军连日力战，并收抚义和团民，协助获胜”，将战争过程描述得栩栩如生，最后说“自开仗以后，民心极固，军气甚扬。”
这场“胜利”，给慈禧的宣战带来了巨大的底气。收到奏折的第二天，她就颁发上谕，向列强宣战，并嘉奖义和团，命令清军发起对各国使馆的进攻。
北京东交民巷，外国使馆受清兵围困方位图。
进攻使馆一事，成了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最后的笑柄之一。首先在于此事完全无视国际法保护使馆的相关原则，与其说是打仗，不如说是泄愤，甚至有挟持使馆中滞留洋人充当人质来换取求和条件的意味，打到一半的时候还要发电报给列强，说使馆里的人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。也正因如此，攻打使馆炮火虽猛，也造成了一些死伤，但打了一个多月愣是没有打下来，直到慈禧下令停止攻打。
一位当时被困在使馆中的外国人后来回忆：“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，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——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正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，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，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。”
列强进驻北京后分管图。
战败后，慈禧在西逃的路上也曾经说：“依我想起来，还算是有主意的，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翻脸的，中间有段时间，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，也不免有些动气。但虽是没阻拦他们，始终中没有叫他们尽意的胡闹，火气一过，我也就回转头来，处处都留着余地，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，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？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，现在闹到如此，总是我的错头，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起人民，满腔心事，更向何处诉说呢？”
然而后悔也已经太迟，西逃的慈禧和光绪帝吃尽苦头，以至于要两人共坐一张板凳，长叹通宵的地步。辛丑和约签订后，回到京城的慈禧终于决心改行“新政”，可惜天不假以时日，十年过后，武汉的炮火就一把埋葬了大清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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